文/雪 珥

清末实业家张謇主张“实业救国” ，但其骨子里其实从来就没有将自己当做一个企业家。这才是张謇真正的局限性

就算是一个窝囊的时代，也总能被后世发现一些闪光的英雄。因为，人们太需要在无边的黑夜中寻找到星光，哪怕这光亮很微弱。

张謇(1853～1926)就是这样一颗星。在历史书上，他被描述为：中国近代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主张“实业救国”，为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兴起，为教育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贡献。毛泽东同志在谈到中国民族工业时曾说：“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他创办的最知名的企业当属大生纱厂。

胡适之称张謇为“失败的英雄”，但后世不少学者认为，作为“失败”证据的大生纱厂，其实是不应倒闭的，资产完全超过债务，只是因为债权银行短视，非要接手管理，才闹得不可收拾。仿佛如果不是债主们插手，而是放手让张謇继续管理，张氏企业或许还能打造出个百年老字号来。事实上，逼倒张謇和他的大生纱厂的不是银行，而是其本身对“实业救国”的理解和认识，他认为“下海”只是一种特殊的从政方式，他在骨子里仍然是官员，不是商人，更不是企业家。

41岁中状元

张謇的好运，从他41岁那年中状元开始。

那是1894年，农历甲午年，一个令中国历史永久滴血的年份。自小便有“神童”之称的张謇，自16岁中了秀才后，终于在这一年完成了长达二十五年的科举跋涉，扬名天下。幸运的是，在这漫长的二十五年“读万卷书”的同时，因生活所迫，他不得不“行万里路”，而正是来自“行万里路”的见识，让他获得了光绪皇帝的老师、总理级别的翁同和的欣赏。“翁总理”甚至费尽心机地要在如山的考卷中，找寻张謇的卷子，结果因误认而多次便宜了他人。

令张謇进入翁总理视野的，是他在朝鲜起草的几篇大作。1882年，朝鲜发生“壬午兵变”，中日两国分别派兵入朝。入朝清军由吴长庆率领(所部番号为“庆军”)，张謇因师友举荐在吴长庆帐下担任幕僚。一同入朝的，还有比张謇小6岁的一位河南小伙子，大名叫做袁世凯。

张、袁二人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后，人生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文一武，在朝鲜混乱的局面中，充分展露了自己的才华。张謇为吴长庆起草了《条陈朝鲜事宜疏》，并撰写《壬午事略》、《善后六策》等报告，旗帜鲜明地主张中国应采取更为强硬的朝鲜政策，甚至应该考虑将朝鲜“改土归流”，将其王室迁居北京，疆域正式收归中国版图，设立郡县，永绝后患。

这是张謇在现实政治问题上初试啼声，得到翁同和等人的赏识和提携。几经蹉跎，张謇终于金榜题名，被授六品翰林院修撰，正式成为国家公务员。张謇虽然出道晚，但起点高，一上位就成了“清流派”的骨干。此时，中日在朝鲜剑拔弩张，“清流派”虽不懂军事，却书生论兵，竭力主战，而张謇是“清流派”中唯一在朝鲜有过实战经验的，俨然便成了“清流”的先锋。就在这当口，张謇父亲过世，回家奔丧。当“清流派”在这场毫无意义的高调论战中，充分地暴露“口水抗日”背后的无知并对主持第一线军事和外交的“挑担者”们形成巨大的掣肘时，张謇幸运地置身局外，没有在官场结下太多的“梁子”。

状元“下海”经商

甲午战争是中国历史上千年未遇的大变局，标志着大清国此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 “洋务运动”彻底失败。在迷失之中，大清国在政治层面上开始了新的探索，先后爆发了极右路线的“戊戌变法”(即政变)和极左路线的义和团(即八国联军)两场巨大风波。状元郎张謇因此幸运地远离了风暴中心北京，并开始他的下海经商生涯。

张謇是带着公务员身份的“救生圈”下海的：1896年初，张之洞奏派张謇等人分别在通州、苏州、镇江设立商务局，张謇同时在南通创办大生纱厂。

状元经商如同秀才带兵，有着先天的不足。张謇除了一顶中看不中用的状元桂冠作为“无形资产”外，身无分文，甚至还背着一屁股的债，难以募集到足够的。最后还是动用自己最拿手的官场资源，盯上了张之洞当年大办纺织时留在上海的一批美国产纺织机，与盛宣怀一人一半，作价25万两白银，作为官股投入。此外，在南通的富商帮助下，张謇又募集了另外25万两白银。

张謇终于在南通为自己的企业铲下第一锹土，大生纱厂于1899年惨淡开张。在两江总督刘坤一的支持下，1901年(辛丑年)张謇圈得10多万亩的土地，兴建了通海垦牧公司，成为大生的原棉基地。有了稳定的棉花供应，再加上政局在大波动后趋于稳定，流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再度向全国发出了改革的号令，史称“辛丑变法”。一时间“西北风来满眼春”，大生纱厂迅速发展壮大，并向产业链的上下游不断蔓延。

改革成为大清国的主旋律，并在政治、经济等各方面，渐呈现出“大跃进”的势头。

“立宪万能论”成为朝野共享的政治浪漫主义，坚信只有立宪才能救中国，且只要立宪就一定能救中国，要求“跑步进入立宪主义”的呼声越来越高。张謇有着状元的光环、“抗日”的经历、兴办实业的实践，当仁不让地成为立宪派在国内的领袖人物，与海外的梁启超桴鼓相应。

经济方面，全国上下大干快上，公司、项目遍地开花，各种势力、各种资源、各色人等，都纷纷投身经济建设，海外的投机热钱也纷纷涌入，任何一种粗糙的概念炒作，都能令数千万两白银的巨额资金涌向。包括张謇大生集团在内的，但凡有点规模的企业，莫不加快扩张，各类钱庄、票号和银行纷纷送资上门，信用极度膨胀，银根异常宽松。张謇除了纺纱分厂越开越多外，还向交通运输、酿酒、榨油、制皂、制铁、电话乃至印刷出版等行业全面出击，用张謇日后自我检讨的话来说，就是“急进务广”。但是，“超生”、滥生的子公司、孙公司中，大多经营困难，不仅对主业毫无裨益，而且占用了大量资金，并积累起巨大的管理问题。

骨子里仍是官员

张謇其实从来就没有将自己当做一个企业家。

尽管他深刻地认识到救国“当自兴实业始”，但纵观他的所作所为，实业救国无非是手段层面上的选择，是“术”而不是“道”。在他看来，下海经商是“舍身喂虎”的悲壮牺牲，“兴实业则必与富人为缘，而适违素守”，“吾为中国大计而贬， 不为个人私利而贬”，“下海”是一种特殊的从政方式，一条特殊的救世渠道。他在骨子里仍然是官员、是文人，不是商人，更不是企业家。

实业被张謇当做一台现金提款机，大量的资金被抽调到那些伟大、高尚的事业中。根据他多年后的自我总结，大生集团哺育了南通大量的公益机构，包括240多所小学、6所专科学校、1座博物馆、1座图书馆、1个气象台、16家慈善机构等。大生集团俨然取代了政府的角色，而张謇则成了实际上的南通市长，他的目标是将南通建设成为“新(12.62,0.08,0.64%)的雏形”(张謇原话)。他的豪情壮志，令今日动辄要将下辖小城市建设成为“国际大都市”的官员相形见绌。

思路决定出路。“政治家”张謇在大生集团内部实行彻底的“一元化”领导，包括最为重要的决策和资金使用，都是他一人拍脑门决定的，而“企业家”张謇却不得不面对股东们对业绩和利润的压力。“政治家”与“企业家”妥协的结果，是一个让企业致命的决策：企业不再提取积累，利润全部分红，即使当年亏损，不惜借债也要“分红发息”。公司制在状元郎的手中彻底走样。本应与公司同甘共苦的股东们，实际上成了旱涝保收的放债人。有了丰厚而且稳定的“分红”，股东们不再关注经营方面的任何细节，张謇对企业的绝对领导也得到了保障。但是，企业则日益钻进自己编织的巨茧之中，只要有点风雨，那茧就会缩水而变成贴身牢笼。

当张謇把企业从一台获利机器改装成福利机器时，企业就离落败之日不远了。为了维持无节制的扩张、非理性的分红，企业不得不大力压缩各种成本，尤其是人工成本，大生集团成为清末民初的“最差雇主”之一，员工和佃农(公司垦田租种者)不堪刻薄的待遇，劳工抗争持续不断，成为“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的地方。

1922年，张謇的大生集团因资金链断裂被债主们接管。后世的研究者，大多将张謇的失败归咎于所谓的“历史局限性”。其实，张謇本人对实业救国的工具性态度，才是问题的根源所在。近代日本与中国在实业救国上的一个最大差别就是，在日本人看来，依据经济规律，做好实业本身就是救国，而不是急功近利地将实业与救国割裂，把实业看做是救国的踏脚石。

或许，将任何事情都与爱国、救国挂钩的泛政治情怀，是我们至今仍未解脱的一张巨茧。

雪珥 澳大利亚华裔历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