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正值上海面粉业大发展时期。1913年，上海新开3家本土面粉厂，本土面粉厂总数达到11家，资本总额230万元，日产面粉25100包，平均每家2282包。11家粉厂中荣氏占有或掌控3家，产能高出行业平均值，产品更是一骑绝尘，直接叫板大肆倾销的洋面粉。

当“兵船”面粉畅销国内时，人们多将荣氏面粉事业发达原因归于美制磨粉机，而忽略了其深层次的经营策略。

荣氏对信誉异常看重，严把质量关口，从源头抓起。

辛亥革命后，荣氏兄弟考察全国各地的小麦，综合比较后认为四川小麦品质最好，主选川麦做原料。他们制定严格的筛选流程，坏麦、熟麦、潮麦统统剔去， 将掺杂沙石逐一拣出，保证产粉质量。1911年，大水淹没茂新无锡仓库，荣德生下令将受潮面粉和小麦统统处理掉，仓库可能发霉的小麦全部不要，坚决不用工 厂声誉换取眼前利益。

此外，因用麦量巨大，荣氏先后在安徽蚌埠，山东济宁，江苏泰州、扬州、常熟、镇江等地设立麦庄。荣氏有一个秘不外传的生意经：每逢新麦上市，就大肆抛售面粉，以压低粉价和麦价。

久而久之，荣氏面粉厂成为国内小麦行情波动的重要因素，大有操控市价之势。而那些单打独斗或规模弱小的面粉厂无力屯麦，只能听凭摆布，在麦收季开工，其他时间停产。利用这个“时间差”，茂新、福新从竞争者手中轻而易举地夺取面粉市场的半壁江山。

如此种种，“兵船”牌声誉日隆，成为国产面粉品牌的佼佼者。与此同时，本土面粉厂纷纷使用英美机器，极大提高生产能力，拉低市场价格，对洋面粉倾销形成正面阻击，迫使进口量逐步下滑。

随着1913年的结束，民族工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随之到来，面粉业毫无疑问地走在前面。

撤股与创业

荣宗敬和荣德生是抱着同样理念和信心去经营振新纱厂的。

从外在环境看，“一战”爆发后面粉业的情形也出现在棉纱业，荣氏兄弟意气风发地制订了棉纺工业发展计划，决意将振新纱厂的产能提高几个台阶。然而，作为管理者的他们太过单纯，忽略了“产权掣肘”，毫无意外地遭到保守的董事会的否决。

1914年的一天，振新纱厂召开董事会，荣德生第一次提出那个发展计划：增机扩建，发展4家工厂，无锡振新一厂、二厂设在上海，三厂设在南京，四厂设在郑州，纱锭数量随设厂数相应提高，由3万增加到30万。荣德生刚说完，董事会就炸开了锅，股东们几乎一边倒地反对他。

反对者毫不避讳地指出自己唯一目的就是赚钱，如果按照荣德生的方案，将赢利滚动投入建新厂，永远无法分到现钱。这些人并非全是鼠目寸光之辈，有些身兼洋买办等职，只是在风雨飘摇的时代缺乏安全感，所愿无非人财两全，都是抱着赚快钱的心理投资，所以会联合反对荣德生。

1914年秋天，关于发展计划的纷争上升为诉讼。大股东荣瑞馨以账目不清为由要求查账，并暗中联络其余股东，要求将振新盈余以现金形式发放红利。协调无果，荣氏兄弟认为留在振新于人于己都是折磨，决意退出，重新创业。

年底，在无锡商会的见证下，振新拆股，荣氏兄弟用振新股份与荣瑞馨所持茂新股份互换，最后尚余3万余元留在振新，以示不忘创业之情。

荣宗敬发愿：“我能多买一只锭子，就多得了一支枪。总应在50岁时有50万纱锭，60岁时有60万，70岁时有70万，80岁时达到80万。”在他心中，此乃进军纺织业的宣言。

荣氏兄弟撤股出来时已到年底，国内棉纱市场正处于变革前夜。因战事牵连，交战国由生产过剩转入生产不足，纺织品紧缺，致使价格急速攀高。一夜之间，由倾销转为进口，曾经在中国市场铺天盖地的洋纱、洋布转眼间消失无影。

突如其来的改变让中国棉纱界一派鼓舞，各家工厂加紧扩张步伐，争抢洋人留下的市场空白。因供小于求，棉纱厂获利倍增，社会上流传“一件棉纱赚一只元宝”的说法，虽有夸张成分，亦可见此项事业诱惑力之大。

转过年来，面粉厂筹建有条不紊，荣氏兄弟开始把更多精力投放到纺织业。

荣德生笃信风水，反复查阅典籍，希望为新工厂寻找一个上佳位置。一天，他从《杨公堪舆记》上读到这样一句话——“吴淞九曲出明堂”，大意是说吴淞江 经过九道转弯，将有一块风水宝地。荣德生按图索骥，果然在周家桥发现吴淞江第九道转弯，于是笃定地认为，此处便是理想的建厂之所。

当时的周家桥还是一片人迹罕至的荒芜之地，几经考察，发现唯一勉强可以充作厂舍的只有一处破落的场地。这是一位意大利地产商的产业，不久，意大利商人开价41000两，挂牌出售这块场地。荣氏筹资将其买下，开始打造自家的纺织厂。

荣氏从振新纱厂得来一个教训：稳定的组织结构是正常经营的保障，必须在企业拥有绝对控股权才能有效开展工作，企业需要上下一心。于是，在招股时，荣氏兄弟保持55%股份，另一位朋友持股25%，其余20%为散户所持。

1915年10月，当36台英国进口纱机开始转动起来的时候，历时5个月的筹建工作宣告结束。荣宗敬、荣德生为该厂定名“上海申新纺织厂”，即申新一厂，作为其棉纱事业的新起点。

申新的组织形式别具一格，与多数企业采取的股份制公司形式不同，它采用了股份无限公司的形式。企业不设董事会，股东会亦无大权，经理总掌大局，对企业全权负责，甚至拥有不经股东会改组企业的权力。

这种组织结构的优势很快显现。申新开工仅两个月，1915年底即实现2万元盈余。企业利润节节攀高，到1916年利润达11万元，1917年达40万元，1918年为80万元，1919年达到100万元。

“棉纱大王”

申新纱厂旗开得胜，鼓舞了荣氏增建新厂的愿望。1917年，兄弟二人意欲在无锡茂新面粉厂附近建造纺织厂，厂址迟迟未定之际，听闻上海恒昌源纱厂盘让出售，无论从成本、时间、效率等角度考虑，现成纱厂的诱惑大大高于自建工厂，于是荣氏兄弟紧急赶往上海探察。

最后，荣氏兄弟以40万元买下恒昌源，改造后更名申新二厂，于1919年3月正式投产。

两个月后，“五四运动”爆发，抵制洋货运动风起云涌，纺织业获得空前的市场契机。耐人寻味的是，在荣氏兄弟经营之下，恒昌源生产颇有起色，迅速占据日纱消退后的市场空白。日资建造的纱厂为华商收购，并成为阻击日纱的主角，这在中国商业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纪录。

随后，荣氏赶回无锡，在振新纱厂旁觅得土地，筹备申新三厂。

建厂期间，荣氏兄弟又前往湖北汉口，投资150余万元，筹建申新四厂。1922年3月，申新三厂、四厂同时开工生产。

筹建申新新厂期间，荣宗敬召集华商纱厂联合会同仁，积极筹建纱布交易所。

当时棉纱期货交易被日商控制，荣宗敬建议，各厂绝不从日商取引所采购棉花，凡在取引所买卖棉纱的商号或掮客，一律断绝往来，并在报上刊登说明。各纱厂早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如今有荣宗敬带头，自然群起响应，募集200万元，组建纱布交易所，荣宗敬、穆藕初担任理事。

申新出品“人钟”牌棉纱质量上乘，广受欢迎，被列为纱布交易所标准样纱，也带动“人钟”牌布线销量。“人钟”牌产品畅销国内，为荣氏兄弟赢得“棉纱大王”称号。

衣食上坐拥半个中国

上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三新财团”一定是个让人眼前一亮的词汇。作为荣氏兄弟数十年打造的茂新、福新、申新系统的统称，“三新财团”雄踞面粉、棉纱两界，分别占据全国面粉、棉纱产能的1/4和2/7。

1921年，上海江西路耸立起一座英国城堡式建筑，即茂、福、申总公司所在地“三新大厦”。作为荣氏“大本营”，这幢耗资35万元、占地2.8亩的办公大楼高三层，楼顶插公司旗帜，风光气派，在当时，恐怕只有“状元企业家”张謇在上海建造的南通大厦可与之比肩。

三新总公司实行总经理(荣宗敬)负责制，对茂新、福新、申新系统的采购、供应、销售、资金和人事进行统一管理。各厂经理每日中午到总公司开会，报告 生产经营状况，领取指令，然后分头行动，通过电报、电话将指令传至上海、无锡、济南的工厂。从规模和做派上讲，颇具现代企业风范。荣宗敬发号施令，俨然企 业“教父”，也曾难掩意气地说：“从衣食上讲，我拥有半个中国。”

自1902年投身实业，荣氏从资本5万元的保兴面粉厂起步，到1922年，经历20年的时间，已发展为资本上千万，更是近20家面粉、棉纱工厂的产业巨头，为数十万员工提供工作岗位。

在国贫民弱的时代，三新总公司的出现不禁令人眼前一亮，其代表着民族工业的最高发展水平。荣氏兄弟更是被誉为国内实业界的“骑士”，他们的创业故事被日本人写入小学课本，就连一向低调的荣宗敬也认为自己的事业“几满半天下”。

摘自《荣氏百年：中国商业第一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