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 年，邵祈的启动资金只有从亲朋好友那里集资弄来的800万人民币，他用这笔钱从海外买来了180头澳大利亚黑白花奶牛。作为180头牛的主人，邵祈可以从每一头牛下手，严格监控它们的产量、健康情况以及孕期。每一头产奶牛的脖子上都拴着识别牌，当奶牛站在挤奶机前面，每次挤奶量的多少，全程都被记录下来，一旦产量发生10%以上的异常，就会有兽医去检查牛的身体状况，大大地降低了奶牛乳腺炎的发病率—对于奶牛而言，这是直接影响其牛奶产量的重要原因。在中国，奶牛乳腺炎的平均发病率是30%，而邵祈的牛只有0.3%，这种标准化管理带来的效果是邵祈最为骄傲的地方。

因为饲料是养牛主要的成本，邵祈会严格按照美国专家给他的最适合奶牛消化的纤维长度数据，用一个三段筛对饲料进行测试。如果纤维长度过短，饲料加上水后很容易变得很稀，太稀的饲料会很快从牛胃里流失，造成很多营养没有被吸收。而如果纤维过长，那么牛可能根本消化不了，排泄出来也是浪费。牛对营养的吸收效果要看饲料在牛的四个胃里呆了多少时间—邵祈相信，这个时间是一个可以计算的东西，所以饲料切割的长度与控制成本有密切关系。而在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爆发前的中国，像华夏畜牧这么做的牧场简直是凤毛麟角。

在自己的牧场里，邵祈渴望控制一切。一旦有什么东西超出他的控制之外，对他而言，这种存在就有可能成为一种令人担忧的浪费。

刚开始，华夏畜牧像别的优秀牧场一样给奶牛听音乐，但很快，邵祈的工人们把收音机里的音乐换成了新闻或者评书，他就立刻把所有收音机都从牧场里撤掉了。

邵祈迷恋机器，因为它们可以帮助他降低那些不可控的东西。读大学时，他与父母起过很大的争执：邵祈当初很想学习汽车设计，但父母出于就业的问题阻止了他，原因很简单，30年前，全世界只有几家汽车设计中心。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电子工程专业毕业之后的30年里，邵祈大部分时间都在美国的IT工厂与写字楼里工作。“但假如你碰见我的老同学，他们会告诉你说，我可以将整个车子全部拆掉然后重新装起来。”

这种迷恋演化为迷信且延伸到了他的日常生活中，当决定到中国做奶牛生意之后，邵祈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他一周的时间会有五天在农场度过，剩下的两天则忙于布设销售渠道。作为一个相信机器的人，邵祈当时用一个仪器测试了自己的睡眠波段，“仪器告诉我，我从浅睡眠进入深睡眠的过程非常短，而且在深睡眠里持续的时间很长。”他认为自己不用在睡觉上浪费太多时间。

一个初夏的下午，我们坐在他的银色保时捷的前座凝视一台搅拌机足足四五分钟，他向我们讲解这台从美国来的机器如何倒料，又如何把各种饲料混合在一起。

在这台机器的上方有一个小小的液晶屏，上面会显示某一种饲料的简称与所需要的数量，工人按照这个数字将饲料倒在搅拌机里的时候，搅拌机内部的电子秤开始计算重量，当这个数字变成零的时候，工人便完成了任务。每一台机器记录下每一个工人倾倒的数量和次数后，当搅拌机开始工作，机器会通过无线网把这些数据实时传送到办公室的电脑里—“准确”是邵祈评价工人业绩的重要指标，这将直接决定工人每个月所能拿到的工资。

几天之后，当我们第二次坐在这台搅拌机前面时，忽然刮起了很大的风。这时，一个工人正在往这个机器里倾倒一种叫做棉籽的饲料，当看到那些较轻的棉籽被风吹上天空时，邵一下子陷入了沉思。

沉默了一会，他说：“我也许应该为这台搅拌机修一座房子，那样，饲料就不会吹在天上被浪费掉了。”

三聚氰胺事件发生之后，蒙牛也开始加大对自主牧场的建设，蒙牛旗下的现代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牧业)的人来参观邵祈的牧场时，邵祈也向他们介绍了这台搅拌机，当听到这台机器要花几十万美金的时候，其中的一个老总认为这太贵了。它看起来那么地简单，他很骄傲地说，他们可以自己仿造一台—结果他们的机器天天坏、天天修。

这是邵祈与他们的差别：在大陆，成功企业家们往往像革命者一样相信从无到有与白手起家，但邵更相信文明的进程与研究的作用，这也是他能够在中国这个地方做出真正好牛奶的关键。

“很多机械企业都在做搅拌机，如果这个东西这么简单，它的价格一定会非常便宜，但如果价格不便宜，这表示它中间一定有一些技术含量。”邵祈说。

对于他的中国工人而言，邵祈的“较真”态度令他们感到不可理喻，从一开始，他们就处在冲突的两极。

从管理角度看，让牛吃饱而又不浪费饲料是一种完美的状态，在美国，如果牛每顿的饲料剩下5%就代表达到了这个效果。为了这个苛刻的数据，在新的一批牛与新的一批饲料来到牧场时，邵祈每天会严格地对饲料进行微调，如果当天没有剩下饲料，他就加量，如果剩余饲料超过这个限额，他就回调。这样一来，邵的员工每天必须拿着一个地秤反复为饲料称重，他们认为邵祈简直是没事找事—在中国，大部分人养牛的方式就是把饲料放在食槽里，让牛随便吃。

有一次，邵祈花了几十万元人民币从外国买来了几台构造精密的拖拉机。把拖拉机运回牧场之后，他一直没有去管它们是如何被使用的，直到有一天一个工人告诉他，其中的一台坏了，邵从台湾的代理公司找来厂家的维修人员，维修人员打开拖拉机的外壳后，告诉邵祈自己已经无法把它们修好了—拖拉机里所有可以被弄断的电路都被人为剪断了。

在设计时，为了不损害机器，这种拖拉机设置有很多精密的保护功能，比如，如果扭力过大，它会自动停下来。这时，中国的工人不会去问为什么，他们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我要让它继续走”。工人们理所当然地会去找到那条阻碍了自己工作的电路，然后把它剪断。

在邵祈看来，每台机器都有一个自己的思路和所要达到的功能，而他的中国同行们无论做任何事情，想的就只是如何尽快把这件事搞定—就像这台拖拉机一样，等工人们为求省事，直到把这台拖拉机的所有保护线路都剪断的时候，拖拉机也就彻底报废了。由于“华夏畜牧”的牛奶奶质很好，邵祈用自己牧场5%的鲜奶制造了自主品牌万得妙，其余全部被各大牛奶厂商订购一空。由于质量好，“华夏畜牧”的鲜奶价格比一般牧场高出20%，那些奶企用它来生产自己最高端的产品，比如三元的乳酪、蒙牛的特仑苏以及伊利的金典。

由于生产前期的标准化控制已经非常彻底，万得妙牛奶的后期加工过程出乎意料的简单，牛奶从奶罐车输出进行过滤，过滤完了就是巴氏低温杀菌、均脂，最后送入储奶罐进行罐装。万得妙只有全脂牛奶、脱脂牛奶、含糖酸奶和不含糖酸奶这四个品种，由于蒙牛与伊利这种大型奶商的原奶是从各种地收集而来，这导致它为了统一奶的口味，需要在后期加入大量食品添加剂。蒙牛与伊利喜欢强调自己善于创新，但这种所谓的创新其实与各种添加剂密切相关。2007年，仅伊利一家全年新增或改进产品就达180余种，平均下来，伊利两天就能推出一项口味不同的产品创新。

在一个规则与标准尚未形成的市场，面对一群还不太会分别好坏的消费者，邵祈与很多诚实的商人一样，往往都是靠行业劫难才能获得真正的好运。

2008 年的三聚氰胺事件爆发救了邵祈。长期以来，由于落后的生产方式以及奶商的盘剥，很多散户奶农生产的牛奶往往无法达到大型奶制品企业的收购指标，为了让牛奶顺利通过检测，一些收奶站开始在牛奶中人为添加化工原料三聚氰胺，它能够使牛奶的蛋白质含量在检测中顺利达标。而在使用了这种牛奶制成的奶粉之后，很多婴儿患了胆结石—中国奶业一直存在的奶源问题刺眼地暴露了出来。

奶业的灾难发生之后，媒体进行了大量的报道。接下来，“食品安全”成了中国人近几年里最流行的话题，大量的风险投资也随之进入中国食品行业。

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之前，当邵祈决定来中国养奶牛时，很多人认为他疯了—他们把他看做是一个“自我满足”型的商人。但此后，再没有人质疑过邵祈的决定。因为他的牛奶足够安全，泰山投资宣布与欧洲乳品生产商Mueller Milch Management等机构共同投资他的华夏畜牧，投资总额为4500万美元。

但三聚氰胺事件也造成了另外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后果：中国政府开始意识到牛奶散户很难管理，他们决定关闭掉所有牛数少于100头的牧场。“政府的思路是更好地控制，中国只剩下两家大的奶企，总比有很多奶企更利于监管。”一个曾经报道三聚氰胺事件的记者说。但这导致很多依赖这种牧场的小型的当地优质奶制品品牌纷纷消失了。从某种意义上看，蒙牛与伊利对乳业垄断的地位更加不可被撼动了。

一种大而激进的思路重新控制了牛奶行业。为了响应国家的要求，各奶业巨头们立刻加入了万头牧场的建设行列，蒙牛旗下的“现代牧业”成为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现代牧业已建成运营的万头牧场16个，在建牧场4个，拟建牧场10个。2015年前，现代牧业将完成30个万头规模牧场的规模与经营，奶牛存栏超过26万头。2011年，现代牧业从政府那里获得了四五千万元的支持。

但在短时间内完全管理好几十万头牛本身的饲养、牧场建设、兽医培训以及饲料种植使得蒙牛、伊利这样的大型牛奶企业手忙脚乱。2011年12月，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蒙牛眉山工厂一个批次的牛奶被查出严重致癌物黄曲霉素含量超标，蒙牛的股价在三日内暴跌20%—黄曲霉素一般源自饲料霉变，特别是青贮玉米、商品玉米等水分较高的饲料。黄曲霉素事件之后，中国消费者对牛奶的信心再次大跌，蒙牛自己承认，它在北京等一线城市的销量在那段时间里因此而下滑了60%。

这类对大型奶企来说灾难性的事件，从某种程度上看有助于匡正人们的牛奶消费观—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的人开始寻找离自己家更近，营养价值更高，也更安全的那些区域奶商。

与中国人熟知的成功人士形象非常不同，邵祈的言行举止看起来过于保守，丝毫没有那种昂扬、疯狂、企图吞噬一切再摧毁自己的冲动—而在一个新兴市场里，这些极端刚烈的品质往往被认为是一个商人的成功要素。邵祈的一言一行冷静节制，几乎看不到任何戏剧性的部分，当他事无巨细地向人介绍自己如何做牛奶时，你会觉得他有些无趣。比起其他人喜欢谈论如何让一年销售额翻一倍的想法，这也太没煽动性了。

但当发生了三聚氰胺事件或者当那些典型的中国成功商人接二连三地出问题时，你又会觉得邵的缓慢和谨慎中蕴含着一种令人信服的力量。

邵祈的办公室里有两个西方著名的公牛形象，它们被摆放在立式空调与办公桌两个显著的位置，一个是华尔街牛的模型，一个是兰博基尼的模型，后者的标志是一头健壮的公牛，准备冲向前去。他正前方的墙上挂着一幅欧洲印象派时期的画作复制品，描述了河边一群穿着讲究的贵族在聚会的场景。所有这些都代表了一种西化精英的趣味，这符合他在过去的经历。

作为一个畜牧行业的从业者，邵祈需要与之打交道的人大部分是乡镇干部、地方企业家与农民。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他买了一本《画说中国》以及一本介绍中国历史文化的书籍，但他发现自己完全看不懂这里面讲了些什么—这两本书迄今还搁在他的办公室里。

在几周前，邵祈留起了胡须—在此之前，他并没有蓄须的习惯。这是因为有一次他和一位李旗庄镇的干部中午喝酒，回来之后，半醉地跌倒在了办公室前的楼梯上。秘书把他送进了三河市下面的一个镇医院，他在那里接受了缝针手术。但这个手术做的并不彻底，“现在还有一块小石头在伤口里”，邵摸了摸自己的下巴说。为了避免刮胡刀引起感染，他干脆从此留起了胡须。

当我们第二次来到邵祈办公室的时候，发现那幅油画已经被中国的牡丹图代替了，他本人也对眼前发生的事情非常惊讶。秘书告诉邵祁，这幅画在他出差的时候被这个镇上一个和政府关系很好的建筑商人拿走了，他想用这幅画装修自己新开的生态园餐厅。此人把一张牡丹图作为替代品挂在了油画的位置上。

在搞明白了如何养牛之后，邵祈希望在李旗庄镇上拥有更多的土地，他开始建设自己的第二个牛场。他不满意这里的饲料，于是便租下了1000多亩地自己种玉米—他在今年春天播种了从美国谷物协会获得的优良种子。

在距离华夏畜牧牧场大约一公里的地方，邵祈终于从李旗庄镇刚刚规划而成的工业新区办公室得到了想要的土地，由于镇政府正在修一栋新的办公楼，因此，在一个前后长度不到50米的院子，所有官员的临时办公室都被安排在了一排平房里。从前到后，你能依次看到这么一排名衔，它们是：党委书记、党委副书记、人大主席、宣传部、纪委、宣委、武装部长、政法书记、镇长以及副镇长。因为这个地区的公路和交通都还未完全建成，来回上班太耗费时间，很多官员下班后干脆选择就在办公室过夜。不管在哪一级官员的办公室，都放着床，来客们就坐在床上谈论他们关心的事情。

土地问题是这里一切工作的核心，当有邵祈这样的商人到访时，领导们会把相关几个村庄的村支书叫到办公室里，询问说服村民租出耕地的工作做得怎样。

华夏畜牧现在已经拥有7000头奶牛，在此之前，由于很长时间没有资金无法获得足够的土地，当邵祈的母牛生了新的小牛，他只得忍痛将其送给村民。在这样一个动辄大谈万头牧场的畜牧业背景下，邵祈与他的中国同行都不相同，他是循序渐进而不是激进地掌握养牛的方法的，而在那些大型奶企与大型牧场疾速扩张的同时，拿不到国家补贴的邵祈正在做另外一种尝试。

从2012年起，他开始不停地在自己周围的其他牧场走动，他希望能够以入股的方式联合这些小型牧场，再把自己的管理模式教授给他们，从而一起合作改进牧场的生产。在此之前，这些牧场大部分依靠政策拨款维持生计，但邵要给他们注入一种市场的活力，对他们而言，接受邵的理由更加真实，他们信任邵祈的技术与思路，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一样，把牛奶卖到一个更高的价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