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日中午，我来到位于魏公村路口东南的瀛海威科教馆旧址。现在，这里是一家名叫“刘家香”的浙江菜馆，于2005年开业。前台的女店员从没听说过这里曾有个瀛海威科教馆。她只知道在餐馆开业前，这里是个邮局——张树新自己也未曾料想，瀛海威科教馆的地盘竟一度被与自己有错综关系的邮电部系统所占据。与现在进出这里的食客相似的是，十多年前光顾这里的人同样饥肠辘辘，不过他们当年寻求的是全新的互联网技术和上网体验。

1997年，《数字化生存》的作者尼葛洛庞帝第一次访华，获得尼氏22万美元投资的搜狐创始人趁机火了一把。但很多人不知道，这次活动的所有费用都由张树新承担。这是一次官方研讨会，当时在国务院信息办任职的高红冰参与了活动联系和安排。张树新认为这类活动办成了，是一个官方认可互联网的信号。

同年夏天，当瀛海威陷入资本链危局时，张树新还专门劝说杨元庆在卖电脑时装上调制解调器，把联想“1+1”做成联想“1+NET”，结果杨元庆不理解，他反问张树新：“我卖电脑就卖电脑，为什么还要装网络呢?”

当天，张树新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当时她与瀛海威遭遇的窘境：“我们本来是要卖面包的，后来我们要从种麦子做起。而卖面包的利润却无法负担种麦子的成本。”

1998年6月，张树新还没能亲手完成她为中国互联网设计的Demo，就离开了自己一手缔造的瀛海威，并任由时间的洪流将她缔造的那个互联网世界的最初雏形冲毁，而后来的互联网企业家更像是受了上帝怜悯进入诺亚方舟的那批人，终于踩着这位“垫脚石”女士的肩膀创造了现在的中国互联网世界。

中国互联网由信息控制与政治控制驱动

“中国互联网20年的发展是畸形的。”张树新并不赞成凯文·凯利的互联网自我生长论。她认为，与美国互联网是硅谷和华尔街的双城记，主要由技术和资本共同驱动不同，中国互联网还是政治控制和信息控制驱动的。

她向我解释控制如何驱动中国互联网的发展—有控制的地方就有反作用力，就有突破控制的需求;有需求就会有市场，进而就有发展的空间。

中国互联网的趋势也印证了张树新的观察：与“微博”的流行相对应的是中国人对真实信息的饥渴需求，而互联网金融引发热潮的背景之一则是国家垄断下的银行系统服务不周、效率低下。在张树新看来，中国互联网的畸形在于，在公民社会等很多东西还没有发展转化的时候，中国就有了互联网，在这里你既可以看到 15世纪的东西，又可以看到21世纪的东西。

她说：“中国的社会形态是1688年英国《大宪章》颁布前的那一套，而互联网技术又是与世界同步的。你看，马航事件发生的第一天中国人就通过互联网知道信息。”

张树新第一次触碰政治是在她十五六岁的时候，这次经历并不愉快。“灰烬”构成了她对“政治”的最初印象，1978年，她目睹了父亲的平反经过。

不喜欢与政治打交道但又不断遭遇政治，这使张树新由童年对政治的害怕走向成年时处理政治的老到、熟练。作为将互联网引进中国的第一人，她不得不花大量精力向各级政府人员说明互联网的好处，打消他们对互联网的疑虑。她还记得在瀛海威时，她曾参加过一次有新闻办、邮电部、公安部等部门参与的会议。会议讨论的重点是网上卖东西要不要交税，网上发表不当言论，瀛海威要不要负责。张树新告诉我，互联网论坛里的“文责自负”就是她最先创立的。

那个时候瀛海威的办公室会突然进来很多人，有野心勃勃的投资者，也有忧心忡忡的政府官员，他们都让张树新解释什么是互联网。

“有一天我办公室进来了当时的安全部部长。”张树新说，“我力图说服他，技术是个双刃剑。网上有白宫，网上为什么不能有中南海呢?不信我就给你们看，延河水也可以流在互联网上。”这就是 1997年，张树新在瀛海威搞的一个大手笔——“网上延安”项目的初衷。这个项目后来常被用作张树新极度忽略市场需求和商业逻辑的例证。而张树新辩解，当时的她要证明的是互联网可以是个正面的力量。

1996年2月1日颁发的国务院总理令规定，所有个人接入网络必须去公安局备案。80年代末担任北大校长的丁石孙当时是瀛海威的客户，已经快70岁的他对此项规定十分不满。但在接受《华盛顿邮报》的采访时，张树新却说：“太好了，有法规，说明它可以做，没有法规，中国可能永远也没有互联网。”张树新觉得，在和政府与政策打交道时，她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是建设性的。

就在她自认为在与政府进行着一场良性互动时，只提建设性意见的张树新却败给了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的中国电信。1996年，获得中兴发集团5000万人民币注资后，张树新试图以自建物理网的方式叫板垄断网络接入价格的中国电信。但面对有强大国家背景和垄断资源的电信，张树新自建封闭物理网络的尝试就像是“堂·吉诃德大战风车”。

吴晓波在《大败局》中评价，张树新的行为也许是理想主义的，但并不明智，瀛海威最终铩羽而归，盛极而衰。

时至今日，她向我承认，当时她的很多想法是虚妄的。但她否认是整个产业环境的不成熟造成了瀛海威的失败。“其实第一个没有关系，贝索斯也走到今天。是他们(中国电信)用他们强势的政策把你颠覆掉。”张树新说。

20年后中国互联网仍在上演张树新当年的故事，抵抗与管制并行。一方面，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已经开始颠覆以往的权力关系，以“微信”为代表的 OTT(指互联网公司越过运营商提供网络应用服务)应用大行其道，使电信、联通等运营商如坐针毡;另一方面，因为冲击到传统金融机构的利益格局和当下的金融监管机制，新兴的互联网金融正面临阵痛。?

那些都是很好很好的，但我只想做我自己

自称闲散人士的张树新正在回归当年的初心。离开生意场的时候，张树新说过一句话，“我永远不想见我不想见的人，吃我不想吃的饭，说我不想说的话。”张树新告诉我，这6年，她做到了。

但她觉得她今天还是互联网人。现在她最感兴趣的问题是：“互联网将如何颠覆人的心理结构?”

张树新对现在的生活状态很满意：“有人曾对我说，你本可以成为，成为谁谁。但我仔细想过，换谁我也不换，他们钱比我多几万倍，我只要我自己。”

对历史研究很有兴趣的张树新还和许知远、沈志华等人一起发起了《东方历史评论》，这是一本拒绝碎片化、简单化理解历史的杂志书。许知远回忆，她第一次见到张树新是2001年，那时候他们谈了很多有关互联网的事情。十多年后，当许知远被张树新的女儿带到张树新家的酒窖时，两人开始大量谈论旅行和历史。

许知远告诉我，《东方历史评论》杂志的诞生来自几位编委对历史的共识：谈历史是在寻求对现状的参照，同时也是对无法谈论现实的一种替代。

张树新并不参与杂志的具体编辑，但在初期，她对整个构架设计、杂志方向，都有重要的影响。她也是不定期的编委会会议的召集人。许知远将张树新视为文化圈和商业圈之间的桥梁，她在历史学家和企业家中都有广泛的人脉。

1963年出生的张树新在1980年代度过了自己的大学生活。她说，那个年代是一个被认为充满理想主义激情的时代，也是一个社会观念被大幅度重塑的时代。封闭了30多年的中国开始重新接触各种西方哲学、科学思想。

“进大学我就读尼采，读萨特。然后最时髦的就是写诗。那是中国的启蒙时代，启蒙时代就是要向上帝发问。”张树新说。

在周游世界的旅途中，张树新会不时冒出各种奇特的问题，她慢慢又返回到那个曾打造过中国互联网最初Demo的开天辟地者的状态，对一切新的、未知的事物充满了好奇和追问。

在北京王府井东方广场东1座19楼的办公室内，她从书架上翻出几册她正在读的书，其中有本《乘小猎犬号环游世界》，阅读完后，她对两个问题兴趣异常 —大英帝国是在以怎样的雄心丈量世界?为什么西班牙是当时全世界最富有的国家，却没有为世界文明做出像大英帝国那样的贡献?当天下午临近黄昏，她转身反问我：“这难道不是我们今天中国更应该问的问题吗?”( 原文来源：博客天下 授权钛媒体发表)